“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量”，有的中药疗效不突出或者不够确切，剂量偏低是其重要原因。
中药药典和教科书中，中药用量一般是6-9g或5-15g，不同中药用量通常只有1-3倍的差异。大多在5-15g剂量范围内，频率最高的为10g，没有中间数字的其他剂量，这种用量给人感觉是大多数中药的有效剂量是近同的。
同一中药不同品种、不同产地来源的药效成分含量相差很大，但其用量规定却未有区别。
而经典中，中药用量动则二两、四两、半斤，合今日则为30g、60g、g左右，如补阳还五汤、当归补血汤黄芪用量均达60g，小承气汤大黄用量可达g，《小品方》中以单味川芎治疗妇人崩漏，每日剂量用到.36g《伤寒论》中白虎汤中石膏用量达g，明显是属于超大剂量应用，但每能收到奇效。故我们在处方遣药时应尽可能地“味少而剂重”方可“药专而力宏”而一击中的。
戴复庵在《证治要诀》提出，“药病须要适当，假使病大而汤小，则邪气少屈，而药力已乏，欲不复治，其可得乎？犹以一杯之水，救一车一薪，竟不得灭，是谓不及”。
今医者很少用到此量，在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，也不敢用到此量。医生畏首畏尾，何谈疗效。
当然，现今的药材多是人工栽培，药效同天然、野生药材也有较大区别，今人体质同古人体质也有差别另外，这同我们辨证不够精准，胸无成竹也有极大关系，笔者在临床工作中对此深有同感。
曾治一痹证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甲，女性，45岁，3年前曾在笔者门诊诊治过，近半月来因劳累复发，症见面色皓白，形寒畏冷，易倦思睡，不思饮食，双手、腕、踝、足肿胀、麻木、疼痛，晨僵明显，活动受限，舌质淡苔薄，脉濡弱。
《素问·痹论》云：风、寒、湿三气杂至，合而为痹。考虑该患者体质稍弱，过度劳累，感寒受冷，复发痹证，治以祛风散寒，除湿止痛。方选羌活胜湿汤合乌头汤加减。5剂服后患者诉汗多、畏冷、麻木、疼痛症状基本消失，惟仍易倦思睡，手、足肿胀不退，仍有晨僵，考虑患者痹证复发日久，久病入络，按朱良春先生多用虫类药搜风剔络止痛之意，加用山甲、全蝎、蜈蚣吞服，效仍不显；虑方、证、药无误，苦思不得其解。忽顿悟该患者体质稍弱，久病休息活动少，加之发汗祛湿，必是气虚，急将方中黄芪由15g加至30g，剂后有所好转，将黄芪又加至50g，5剂后诸症大减，再服半月竟建全功。再配药酒日三饮善后，嘱适度锻炼，随访至今未复发。
又治一肝脓肿患者乙，男，72岁，3年前，因胆总管下端结石而行切开取石术，手术及术后恢复均顺利。一周前，突上腹痛、发热，在外地检查后提示肝脏占位、肝脓肿，病灶直径约7cm。予抗炎治疗效果不佳而回本地治疗。医院超检查仍提示肝脏占位、肝脓肿，患者拒绝手术，拟在本院姑息治疗。告知行肝脏穿刺抽脓创伤、痛苦并不大，仍然拒绝。即予头孢等静脉点滴，同时予中药肝脓疡汤加减煎服，方取龙胆草、金银花、板蓝根、苦参、蒲公英、茵陈各15g，连翘、柴胡、山甲珠、黄琴各9g，桅子、赤芍、玄胡索各10g，生甘草9g，水煎服，1剂/d，分3-4次服。5剂后热减退，27.4摄氏度，上腹痛减轻，但复查B超病灶仍未见缩小，笔者胆怯，请教老师，告知病情，越方证无误，可能功力未到，再服5剂，仍未建功，思之再三，考虑药量欠缺，即将龙胆草、金银花、苦参各加至50g，蒲公英、菌陈各加至30g，患者诉药苦难进，嘱冰糖含口中服药，剂后复查病灶缩小，己然建功，再服10剂病灶病灶缩小明显，减少药量调养个1个月后复查病灶消失。随访至今未复发。
故笔者认为，中医药治疗疾病，药量确实是极其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。当然，不能一味认为增大剂量可以加强疗效，就忽视了小剂量药物的作用，形成滥用大剂量的倾向，以图标新立异，增加病人负担，还会对机体造成损害。因轻可去实，四两拨千斤。正如戴复庵所说：“二者（太过与不及）之论，唯中而己，过与不及，皆为偏废”。
精通药性，灵活施用：每味中药有多种功用,某些中药因其用量不同则功用不同，在临床上可根据不同的病证施用不同的剂量。如柴胡用大量在15g以上能疏散退热治少阳病，中量6～10g疏肝解郁，行气化滞，小量3～6g升阳举陷治疗中气下陷。
要加强对中医经典古籍的学习，不断提高中医人员的临床诊疗水平，做到辨证准确，胸有成竹，用药精当，药证相符，疗效迅捷、可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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