癌症，对病患来说，可能彻底打乱甚至颠覆了原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规划。但处理癌症病例，对我来说，大多时候都是日常工作的正常规律–乳癌患者手术后前来求医治疗，肺癌患者刚确诊是第四期病情，结肠直肠癌患者来求诊，希望知道应付病魔的最好方法。
可是，偶而也会有一两个病人走进门，病情非一般的复杂棘手，让我面对极大的挑战。
年六月来求诊的亚历山大（45岁）就是其中一个类似病例。他在三月间发现腹部肿胀，先在雅加达求医。医生诊断，他的腹内有颗癌肿瘤。电脑断层扫描后，医生怀疑他患有淋巴癌，建议他动手术。
知道患上癌症后，亚历山大决定前往槟城再征询其他医生的意见。年11月以前，他曾在槟城接受过肝脓肿切除手术，因此希望他们这一次也能帮他解决问题。
医生再为他进行了第二次电脑断层扫描，这一次发现腹部的肿瘤一大块，足足有篮球那么大！几个医生尝试通过电脑断层扫描定位穿刺活检，可惜只抽取了少许血液和一些坏死组织。
医生最后建议他尽快进行手术，而他也因为腹部的肿胀越来越糟，同意动手术。
手术在五月底进行。让他失望的是，医生没法切除肿瘤，只能切下一小片化验。手术反倒是在他的腹部中线留下一道长长的切口；却因为腹内肿瘤实在太大了，撑得切口难以愈合。
手术后长达两周，医生还是无法确认腹部内是否有颗恶性肿瘤，只是不断地将肿瘤切片样本化验了再化验。
亚历山大的情况也不断恶化。肿瘤并未停止滋长，痛得他连夜里都睡不着觉。他完全束手无策，只好到新加坡求医。
我见到亚历山大时，他看起来心力交瘁，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来。双颊深陷，像被掏空一样，好比是严重营养不良的战俘。可是腹部却极度扩张，像极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。他之所以来找我，是因为听说肿瘤既然无法切除，可能还可通过化疗处理。
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。我向他说明，在确定疗程之前，我需要有个准确诊断为依据。而要做到这点，唯一的方法是再取出肿瘤组织样本做化验。
他起初以为这意味着又得挨刀，有点担心。可是我向他保证，我们往往可以不必让病人挨刀子就能确诊。对肿瘤庞大的患者来说，方法是必须知道从哪个部分取出活组织进行化验。
一般人误以为肿瘤的组织是单一的，其实不然。不同部分的肿瘤有着不一样的细胞组织。有些部分是癌细胞组织，有些部分则可能是坏死细胞或纤维组织。
PET-CT扫描就可帮助医生确认具体哪些部分的肿瘤还很活跃，活跃的部分也就含有癌细胞。
我们隔天立即为亚历山大进行PET-CT扫描，接着再进行电脑断层扫描定位活检。不到24小时后，病理学家就写出了报告，是胃肠道间质肿瘤(GastrointestinalStromalTumour)。
这是个相当不寻常的癌症，自年，一种称为“伊马替妮（格列卫）”(imatinib–Gleevec)的新药批准上架以来，这种癌症日益受到重视。
在那之前，因为这类癌肿瘤对化疗完全没反应，唯一的疗法只能是通过手术。肿瘤太大无法切除的患者，通常不会活过六个月。
但是有了格列卫，每天服食四片，肿瘤会渐渐溶化为液体，在体内流失。
我们让亚历山大服食格列卫。两个月后，他的健康状况回复正常了。再进行一次PET-CT扫描，肿瘤缩小了一半，细胞也不再那么活跃。
我们都振奋不已。
我多么希望这会是完美无暇的好消息，可是美中不足的是，这个疗程费用非常高。格列卫一个月用量，要元。医学谜团算是解开了，可是亚历山大眼前的战役才刚要开始。
为癌症研究进行投资，牵涉到很多复杂因素，包括急需私人资本作出高风险投资，以换取未来的专利权。同时，也必须在私人利润与救命重任之间求取平衡。这些问题都没有直接答案。事实上，比起资助癌症研究所牵涉的错综复杂的问题，我的专业领域里存在的医学谜团显得如此苍白。
但对我来说，一个事实在清楚不过了–我在做的不是为病人治病，而是为病人找出一个高成本方法让他能恢复健康。我也许给了亚历山大缓刑的机会，但他真正的挑战还在于，如何寻找足够的资金，足以让他继续服食这种药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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